經營權制霸，刑事又一戰！

在台灣公司治理史上最有名、涉案層級最高、金額也最鉅大的經營權爭霸，當然非Sogo莫屬。上周又多了一個高興昌和國票，讓大家有好戲可看。

不過持平而論，高興昌排除國票行使表決權，目的不外乎在保衛公司派的經營權，但其法律技術的基礎並非不存在。在這種案子的偵查審理上，高興昌的答辯看都不看就知道，一定會引述其律師的法律意見，表示純粹依法辦理，只不過法律詮釋與國票不同罷了。就像法院判決一樣，縱使證據一模一樣，也經常在地院判原告勝，高院判原告敗，都是自由心證的結果，而非枉法裁判的問題。我們可以大膽斷言，國票在這件事情上，想透過刑事手段取得正義，其敗訴的機率幾乎是100%。既如此，國票的律師亦非等閒之輩，為什麼非打刑事訴訟不可？

章民強、李恆隆在Sogo案中，又為什麼非和徐旭東打刑事訴訟不可？

媒體效應、和以刑逼民這兩點，是主要原因。

對權益受損的一方，一般而言，提起民事訴訟的贏面遠大於刑事，原因是民事求償只需證明他方有過失即可，甚至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他方根本無過失亦需擔負回復原狀的責任。而刑事呢，像這種背信的主張，則要證明被告有「主觀上的故意」才可能成罪。這談何容易？

更有些公眾人物為了讓記者看見自己確實有告到底的決心，會先連絡媒體，拍他到地檢署門口「按鈴申告」的動作（這就像當年到縣衙門擊鼓鳴冤意思一樣）；因此，媒體效應與以刑逼民這二點，是台灣司法習慣上的特殊生態。大家總覺得，刑事程序，從媒體面、從責任面，都會對被告祭出比較高的壓力，所以，被告會被迫提前和解；打民事，整個程序走完到判決確定，通常沒有2年以上不可能，多半原告都不願意等這麼久。也就因此，台灣的刑事案件裡，檢察官和法院也常常要很辛苦地，耗許多司法資源，去調查這種本質上屬於商務、民事糾紛的案情…卻到最後是不了了之！

但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，好像不這麼告，會讓人感覺到得自己在示弱。

國票告高興昌背信

【2011/10/03 經濟日報】

國票金控槓上高興昌，雙方戰火在股東會結束後持續延燒。國票金指出高興昌公司派在上月27日股東會上，排除國票所持有高興昌股份32.6%，子公司國際票券董事會討論通過，針對高興昌公司派涉嫌背信行為，提出刑事訴訟。

國票金發言人邱銘恩指出，2008年7月，金管會函覆國票，有關受領法院審理判還楊瑞仁案贓物的高興昌股票，以及法令適用問題，國票是以犯罪被害人身分取得高興昌股票，並非主動投資取得。高興昌公司派卻以不符合金控法投資規定為由，不讓國票股權參與表決，行為明顯違法。

邱銘恩說，國票持有高興昌股份為已發行且有表決權的股票，國票自2008至2010年，每年參加高興昌股東常會都能依法正常行使股東權利，無股東表決權問題。

日前金管會主委陳裕璋也強調，國票可依公司法規定，擔任高興昌董監事。國票於高興昌97年股東會上被選任兩席董事，且經過商業司登記合法。

公司派對國票提出的異議置若罔聞，猶如霸凌股東，根據證交法第171條及刑法第342條，公司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違背其職務行為涉及背信，此為犯罪行為，國票決定，將依法對涉嫌背信高興昌董事長呂泰榮，以及相關股務主管提出刑事訴訟。